中国投行史
2019-11-15 07:56: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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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投行圈子

以下文章来源于大力如山 ,作者大力如山

原创/来源:大力如山

我们拼命划桨,奋力与波浪抗争,最终却被冲回我们的往昔。

—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

(特别鸣谢一位朋友对文章素材的提供:国内资深投行从业者,现已平稳落地,财务自由。本文共一万多字,之前所发的上半部份文章内容也有所增加,请在阅读前准备好充足时间。)

1984年,专门承担原中国人民银行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,正式成立了。

成立初始的“宇宙行”,虽说各地分支机构都是在当地人行直接加挂的牌匾,进而能自发的彰显出贵族气质。但其坐落在北京的总行,办公场地却是租用服装厂的闲置厂房,这跟几年前就已相继成立的农行、中行和建行比较起来,实在是太寒酸了。

不过,工行与服装产业的上游——服装厂所建立的这个缘分,在当年却也成功的延续到了服装产业的下游—卖服装的天桥百货上。

1984年,曾经在50年代开展的“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”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,获得过“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”殊荣的天桥百货,也许是再也忍受不了自己财务审批权限一直在10元以下的状况,决定进行向自主经营转变的股份制改造工作,在当年帮其股票代理发行的就是工行。

这个股份制改造工作,除了让天桥百货成为了新中国的首家股份有限公司之外,其当年发行的300万元股票,也成为了新中国的首支“股票”。之所以股票二字上还有着双引号,是因为该纸票不但印上了“信托”二字,在背面更是注明了“五年还本、每年5.4%利息外加分红”的描述,这就让其看起来更像是一张债券了。也正因为此,当年邓公送给纽交所董事长约翰·范尔霖的是作为备选的小飞乐股票,而不是首选的天桥百货股票。

但无论送出去的是哪一支股票,工行都会觉得自己脸上有光的。毕竟“天桥百货”、“飞乐音响”,包括第一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“延中实业”,都是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的。所以,如果把这些股票的发行都看作是IPO的话,那么成立在国内所有券商之前的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,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投行的鼻祖了。

也许有人并不认同工行是国内投行鼻祖的说法,但在抢投行项目上,当时以工行为代表的银行业,那绝对是未来券商们的老师傅了。

1989年,上海真空电子器件公司要增发18万新股。这个当年上海股市筹资额最高的增发业务,让上海具备股票承销资质的几家金融机构,都各出奇招要成为此次增发的主承销商。这几家机构分别是四大行在上海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,申银、万国和海通这三家刚成立没多久的证券公司。

虽然这些机构均是上海本地的大关系户,但毕竟还是年轻人更有活力一些,所以这些机构里叫的最响的,只有刚成立的万国和海通证券。万国的管金生、海通的汤仁荣为了争这个主承销商,纷纷向市领导打报告,报告内容虽然各不相同,但意思都是同一个:

虽然真空电子的IPO和第一次增发,主承销商都是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,但那时上海还没有证券公司,既然我们已经成立了,该给的活儿都不给,还要我们干啥。

当时正在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任职的阚治东,表面上对万国和海通反映的意见表示赞同,私下里却没少找发行人聊银行贷款展期的问题。在那个农行负责服务农业、中行负责涉外、建行负责预算内建设资金的年代,工行控制着所有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,所以即便真空电子是上海市仪表局的下属企业,但贷款仍只能指望工行。

就这样,作为甲方的真空电子,被这些乙方搞得哪家都不敢选,就因为选任何一家,就一定会得罪另外几家。最后,这事闹到了当时的监管机构人行上海分行那里。要说,还是在上财当过教授的龚浩成行长会说话,为此事一锤定了音:

那就折中吧,你们组成承销团都参与。至于牵头主承销商嘛,也别争来争去了,直接给申银证券吧。

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。隶属于人行上海分行的申银证券,一声不吭的拿下了主承销商角色。没多久,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就把申银证券给收了,彰显出真正的老黄雀本色。

所以说,国内最早时期的投行业务,几乎都被掌控在银行业的手中,要都往券商投行历史里划拉的话,还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。想想还是从1992年,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的时候开始算起吧,毕竟那时的券商投行部门,才觉得天真的要亮了。

或者说,是天真的觉得要亮了。

01

1992年,除了证监会成立之外,国务院在当年还批准了全国九家特大企业改制,允许他们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。其中,发行时间最早的那家企业是青岛啤酒,未来也成为了首单申报证监会的IPO项目。

当时证监会特意先明确,青岛啤酒的主承销商和保荐机构,将不再由监管机构指定。而是先由地方政府和发行企业自己选定后,再去征得监管机构的批准。嗯,你们想的没错,确实还不如之前直接由监管确定。因为这两个新增有选择权利的单位,让更多的券商高估了自己的关系硬度。记得整个证券行业凡是有主承销资质的券商,当时几乎都闻风而动,其中光进入首轮主承销商竞标的券商,就有三十家之多。

“这三十家券商托人递到青岛的条子,像雪花一样多,有走上层路线的,有走地方路线的,还有走亲情路线的。”前面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,是最终获得此业务的申银证券说的。当然,申银证券的阚治东,当时还说了另外一句话:

实际上,申银证券没有靠关系,凭的是实力。

申银证券确实没往青岛递条子,确实凭的也是自己的实力。只是那个实力,应该是指申银向北京证监会那边,派出了自己的副总裁李明山,那位跟随朱相多年的李明山。

没多久,青岛啤酒这类企业获得IPO申请资质的分配,演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投行业务配额制度。1993年4月25日,国务院颁布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,标志着“审批制”的正式确立。在“审批制”下,国务院每年会确定一个股票总发行额度,这个总额度会分配给各个省市以及部委,由各省市和部委在各自分到的额度内预选企业,并将预选的结果推荐给证监会进行最终复核,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额度管理”。

当一个行业出现“额度管理”的时候,那么额度转让的市场,就一定会随之出现,只是吃瓜群众们并不知情罢了。就像当年各省市、部级单位都有上市指标可以转让,比如体委、妇联的指标可以转让,西藏的指标可以转让。这才让你们这些新韭菜们,能在哀股寻觅到来自雪域高原地区的摩托生产、啤酒制造等上市企业。

这种“额度管理”制度的建立,使得券商投行业务的开展,只能去依靠自己与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和人脉。那时候的券商投行领导,主要目标不像现在要围着客户转,而是天天围着上市指标转,谁有上市指标就跟谁拼酒拼关系。当然,就像大多数年轻人选女朋友一样,即便你是十项全能,人家最终找的还是胸大的券商。

比如那时沪市所在地—上海地区的投行业务,主要就是在申银、万国和海通这几家本土券商之间进行分配。当年的万国证券,先是在为复旦大学的校产公司—复华实业做上市时,因为教委系统没被分到上市名额的原因,最后是“借用”的科委名额。后来又在帮另一家客户—黄浦区房产公司上市时,在国家体改委明确反对房产公司上市的背景下,最终得以成功还是因为“借用”了建委的名额。

而深市所在地—深圳地区的投行业务,则主要由深圳的券商进行瓜分,特别是1992年才成立的君安证券。这家公司名称中敢用“军”字谐音的券商,其最大股东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,就是当时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(情报处)的下属公司。而在投行业务的竞争中,敢用军车接送客户展示逼格的君安证券,也算是全国有名的大胸券商之一了。

至于其他地区的券商,受制于自己上层关系的薄弱,别说开拓沪深两地的业务了,连自己家的地也挡不住沪深券商来撬。就像东北的哈药集团、哈天鹅、通化东宝等IPO项目,就全被上海的申银证券给撬了去。四川的乐山电力、四川长虹、四川金顶等IPO项目,就全被上海的万国证券给撬了去。而从成立到1998年,君安的投行一共为全国范围内的100余公司提供了上市、再融资服务,一直挣钱挣到那年天选之人的到来。

所以在“额度管理”这个审批制下券商圈子里,对投行业务的开拓都是这样自嘲的:

政府部门往外扔一根肉骨头,让几条狗去抢,还有一群小狗只能干看着流口水。

而肉骨头吃的最多的券商之一申银证券,其当时的执掌者阚治东,未来把上面这句话写进了自己那本《荣辱二十年》的自传里。

只是没人知道他写这句话,究竟是想表达“荣”还是“辱”的意思。

02

随着时间的递进,证监会对投行业务的控制力度也愈发强了。

1996年,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公布了《关于1996年全国证券期货工作安排意见》。1997年,证监会下发了《关于做好1997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》。这两个文件将过去投行业务“额度管理”的审批制,变为了“总量控制、限报家数”的审批制,开始除了由国务院规定每年发行的总规模之外,还会额外要求证监会对各省市和部委每年上报的企业数量进行限制,这就是过去所谓的“97指标”。

这样跟你们说吧,初期的审批制是为了告诉国内所有的券商:“天之所以会亮,那是因为爹给你打手电筒了”。而进化后的“97指标”审批制,补上了这最重要的一句话:

别忘了谁才是爹。

爹先给未来埋下一颗种子。1998年,君安证券的张国庆,用超前思路搞的变相MBO增资扩股事发,爹开始出手酝酿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的合并。当年7月,新华通讯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,在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、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,用短短的一句话,给君安的失败定下了官方的调子:

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,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。

就在国泰君安启动合并的时候,一位青年才俊被作为种子埋进了投行的历史进程之中。

高考状元出身又具备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姚刚,彼时虽然只有36岁,但在证监会工作那5年里,通过开拓并创立期货部,一直备受历任领导的器重。这让证监会的周正庆主席,在考虑当时中国最大券商国泰君安管理层的时刻,想到了给这位年轻人再压压担子。1998年7月,姚刚兼任国泰和君安合并工作联合委员会副主任,当年8月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泰君安副董事长、总裁。36岁的姚刚,也许此时还没有想到,未来那顶“发审皇帝”的皇冠会戴在他的头上。

而接着,埋下种子的爹,开始不断的去浇水灌溉。2001年3月17日,证监会宣布取消股票发行“审批制”,正式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下的“通道制”,把过去审批制下的地方政府和部委推荐,改为了由券商进行选择和推荐。

2001年3月29日,中国证券业协会对“通道制”做出了具体解释:

每家证券公司一次只能推荐一定数量的企业申请发行股票,由证券公司将拟推荐企业逐一排队,按序推荐。所推荐企业每核准一家才能再报一家,即“过会一家,递增一家”(2001年6月24日又调整为“每公开发行一家才能再报一家”,即“发行一家,递增一家”),具有主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拥有的通道数量最多8条,最少2条。

这个券商通道数量的多寡,是参考券商去年承销的上市企业数量决定的。根据其去年承销数量的多寡,再相应的去分配2、4、6、8个通道不等。

正是“通道制”的实施,让国内券商开始在投行业务上,正式有了自己的话语权。有了话语权的券商,为了自己能更好的发展,琢磨起投行业务时也开始认真起来。而认真的核心原因,在于通道就代表金钱。

不过,“审批制”只把券商投行队伍的酒量练了出来,突然发现自己的地盘自己可以做主后,一脸懵逼的投行从业者开始各种不适应,经过好长一段时间,才从“酒量就是工作量”的模式中转出来。

虽然转出来的投行从业者,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去选择和推荐企业,但大券商如中信、国君这样的八条通道不够用,最烂的券商也有两条通道可以换钱,可以坐在家里等企业心急火燎找上门要通道收买路钱。

就像那时刚从省级券商增资扩股改名没多久的某家券商,为了多挣钱敢拒绝把通道给改制完毕后想上市的贝尔公司使用,让吃了闭门羹的贝尔,只能转头找弗兰的小券商要了条跑道,这才能在2003年上市成功。多年后这家出自金陵的券商有了新掌舵者,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初自己的面子,会被未来的自家人丢在地上。

好在“通道制”是个短命制度,否则券商投行也早已膨胀炸了。2001年,国有股减持消息出来崩盘式调整,IPO再次暂停。2001年下半年,监管层开始反思国有股减持,着手股权分置改革、IPO制度等顶层设计。此时的姚刚,也完成了国泰君安的使命,转回证监会发行部担任主任。

2003年12月,姚刚主持下的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》的颁布,终于为“保荐制”的进城打开了大门。投行业务从“通道制”转变为“保荐制”,将过去的券商推荐责任真正落实到了保荐代表人个人。

保代个人话语权的提升,不仅让国内投行从业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与国际接轨。也催生出了所谓的国内投行“三大业务模式”。

03

2002年的中信证券,虽然各项业绩在券商行业里的排名都还可以,但一年前为了税收优惠就把总部从北京搬到深圳的行为,多多少少还是暴露出了一个事实:那就是距离自己成为中国高盛的梦想还尚远呢,特别是在投行业务上。

于是在那年春节前的两周,刚刚结束中信证券年度工作会议的王东明,就迫不及待的约了老朋友德地立人吃炸酱面。倒不是中信已经穷到要请客人吃面的地步了,而是请的这位客人虽然是日本籍,但从小跟着担任中日友好使者的父亲举家搬至北京后,从崇文小学、北大附中、北大中文系这一路都在北京城里混,就爱吃老北京炸酱面这一口。

就这样,俩老北京一边吸溜着炸酱面,一边就把德地立人跳来中信证券助其打造投行业务的事给谈妥了。

当然了,德地立人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所描述的跳槽过程,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顺利。比如对于是否跳去中信证券,德地立人说他事后又咨询了两个人的意见。一位是他在斯坦福大学读硕士时的老师青木昌彦,给出了他“可以直接参与中国经济,但是为国企工作的难度不小,所以主要问题一定要事先沟通清楚”的建议。另一位则是他的朋友武者,武者非常支持他去中信证券,并给出了“你应该随着时代随风飘”的意见。

相对于张嘴就来的朋友,还是老师的建议要靠谱一些,凡事也确实都要先沟通清楚。就像当时国内的规定,外籍人士是不能担任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。所以那次跳槽最终能得以成功,后来还是多亏了中信集团的常振明,为此事让作为国务院下属单位的中信集团,给上级领导写了份报告,详细说明了此次引入国际人才建设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性,国务院这才破例出了文,让德地立人成为了新中国里金融机构的第一名外籍高管。

2002年6月,德地立人被中信证券聘为副总经理兼企业融资委员会主任。而这个企业融资委员会,正是中信证券投行业务“大平台”模式的发源地。

德地立人到了中信证券后,将企业融资委员会重新划分为:投资银行部、债券承销部、债券销售交易部、资本市场部、并购部和运营部。更重要的,是在投资银行部下面进行了行业分组,比如电力、汽车、金融、通信、交通这五个行业组,每个行业组都盯准行业内的龙头企业,确立了以大型国内企业为中心开展业务的方针。而此时国内的其他券商,还只会按照区域去设立什么上海分部、北京分部,顿时就把中信证券的专业逼格给反衬了出来。

2003年,在长江电力的IPO项目中,中金公司不敌中信证券,损失上百亿的承销业绩,这是在国内A股市场上,中金公司的地位第一次被撼动。而在之后几年的国内投行业务排名中,中信这种“大平台”式的打法,也让其能够常年稳定的站在最前排。

但你能把这个成绩,全都归功于此投行模式的建立吗?我倒是觉得,也许2003年只任了一届的总理卸任,对中信成功把中金拉下马的贡献更大。不过,在那个投行业务实施“通道制”的时期,“大平台”模式让中信对自家的通道进行了最大化的利用,也确实在客户关系维系方面比其他券商更加持久。

记得当时有人问德地立人,说你整的这套投行打法,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?德地立人是这样回答的:

现在的上市公司,发行上市是找一家投资银行,之后财务顾问又换一家,增发或配股的时候再换一家,上市公司对于投资银行的忠诚度很低。我们不但要拿到客户的IPO,还要与客户保持长久关系。

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想法了,毕竟开展投行业务的终极目标,本就是要挣客户一辈子的钱。但一个公司的命运,除了要靠自己的奋斗之外,更要看到历史的进程。

2003年,中信证券承揽的杭州富通昭和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,原本已经过会并计划在当年的9月18日之后就上市。但因公司名称中带着日本侵华时期的“昭和”两字,在加上那年我们受到日本“租借”钓鱼岛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、齐齐哈尔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泄露事件的连续刺激下,不仅这单本应成为国内首单外资控股企业上市的业务凉透了,顺带着还影响了中信证券的其他业务,比如有些大户投资者就直接撤走了放在中信的巨额资金。

几年后,国家发改委又出台了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,对于属于该目录中限制类、淘汰类的行业,证监会在其融资、重组方面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。这就让“大平台“模式在实际的运行中,开始经常会因行业受到限制,业务开展也受到了限制。

倒不是说受到限制的行业,就弄不成事了,毕竟那时中信的背景在哪摆着,这点事还是能办成的。但要是什么业务都要动用上层关系的话,岂不是跟当初要将业务开展打造成稳定模式的目标背道而驰了。所以说,行业划分的这种思路,高级是高级,但要想用的稳,更需要一个稳定的高级市场。

而国内这个并不稳定的投行业务市场,虽然让“大平台”模式,在市场中的效果大打折扣,却顺势催生出了两个可与“大平台”模式并肩的新投行模式。

这就是平安证券的“工厂”模式与国信证券的“人海”模式。

04

就像我们国内的投行业务本身就是外来品一样,全名被称作“保荐人代表制度”的“保荐制”,其实是源自大英帝国的创业板市场。

英国之所以会把“保荐制”用到本国的创业板市场上,主要是觉得上创业板的公司资质不如上主板的,所以就通过券商的保荐,为这些上市公司加一道信用增强光环,让投资者们的心里也能多点数。这个“保荐制”的重点,是要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,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。后来,“保荐制”先是被香港学了去,又进一步的传到了我们这。

2004年3月20日,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了第一次保荐代表人考试,当年参加考试的1549人,最终通过了614人。5月10日,首批67家保荐机构与609名保荐代表人完成注册登记,“保荐制”开始正式实施。

“保荐制”的实施,相当于给了保荐代表人金身加持。再直白点说的话,就是券商作为投行业务的那个“通道”,变为了保荐代表人的签字权。光送签字权还不说,2004年5月17日,证监会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。这就像是当你为了练书法第一次买笔墨的时候,商家说我送你点空白练字纸吧。

也是在2004那一年,“百万年薪”第一次成为了保代招聘的代名词,后面又逐渐发展成为投行这个职业的代名词。

但当时已经在平安证券投行部工作了四年的薛荣年,并没有把什么百万年薪放在眼里,毕竟在安徽省财政厅以及省信托公司混了多年的他,自愿选择下海自然是想要更多。就像在当年年末,时任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助理调研员的王小石,因涉嫌受贿落马的事,似乎就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只是在王小石一案中,曾在东北证券投行部工作的林碧,也因犯公司人员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一同受审的事,却并没有给薛荣年留下太深的印象。

2005年,在平安证券与鱼跃医疗签署了《公司改制财务顾问协议》后,时任平安证券分管投行部的副总经理薛荣年带人赴鱼跃医疗,全面推进该公司的改制上市工作。2006年12月25日,深圳世方联在深圳成立,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萍嫦,是时任深交所发审监管部副总监兼发审委委员冯小树的岳母,持股比例为30%。该公司另一位持股30%的股东朱勤年,则是薛荣年的弟媳。

2008年4月18日,鱼跃医疗在深交所上市。九年后,冯小树被查,鱼跃医疗的事才随着案情一并被爆了出来。当这类操作被拆穿之后,你会发现还真就没什么技术含量,如果按业内术语来讲的话,这就像是个人版的“直投+保荐”一样。所以,薛荣年最终能在平安证券坐上总经理的位置,凭的还是他在投行业务中独创的“工厂”模式。

整个投行工作的业务链条,确实可以映射到工厂的生产链条中去。比如投行承揽岗位的工作,就是去获取产品订单。承做岗位的工作,就是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。在具体生产的过程中,质控岗位就像是产品质量检测员,他们会在生产的关键节点上,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。等到产品完成后,便会交付给销售交易岗,由他们完成销售,最终获取收入。而薛荣年的“聪明”之处,就在于他懂得哪一块应该进行流水线打造,而哪一块又必须抓在自己的手里。

当年平安证券投行业务的“工厂”模式,是承做端被薛荣年完全下放给中底层员工,而其余各端一直被他牢牢把握在手里。当然,这种分工的背后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,否则就跟任何承揽承做分开的券商没什么两样了。首先平安的承做端并不是简单的下放,而是被系统拆解成了可复制的流水线式操作。其次是在其他各端上,比如项目风险的把控、客户或监管的沟通对接等等,则完全由薛荣年一人掌控,而且被掌控的结果在前后几年里也都比较顺利。

当时有很多券商跟风去学“工厂”模式,但最终都没能达到平安的效果,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是薛的这种作法,虽然一方面让承做工作有了更强的可替代性,但同时给承做的薪酬待遇水平却并不低。二来虽然其他各端被薛荣年牢牢把控,挤占了其他员工的发挥空间,但在个人努力和技术操作上,他确实每一步都走在了下属前面。而其他券商往往就只学了表面,没学会这种把钱给到位,又愿意为下属出头的管理态度,包括后来把薛荣年踢走的平安证券。

2010年,平安集团在井冈山开会讨论平安证券投行的降薪问题,对保代的奖金发放和签字费进行改革,大幅削减投行员工工资。随后又将平安证券的投行业务,按照业务制作、风险控制、发行等领域分割成了三个部门。这成为了薛后来带人从平安转战华林证券,并放言“不给平安留下一张纸”的导火索之一,另外的导火索则是陆续被爆出事的万福生科、胜景山河等投行项目。

巧的是,平安证券那几年的投行业绩最好的就是在2010年,不仅在整个券商行业里排名第一,更是拉了第二名国信证券6个亿的身位。而这位排名第二的国信证券,正是投行“人海”模式的缔造者。那一年的平安和国信,能取得这个业绩,除了自己独特的业务开展模式之外,作为深圳券商代表的他们,更应该感谢那波深交所给出的“红利”,特别是国信证券。

2009年10月23日,经国务院同意、证监会批准,深交所正式成立创业板并举行开板仪式。

国信证券的“人海”模式,顾名思义,那就是狂招人。2010年能把投行队伍扩充到500多人的国信证券,其引进的众多“小团队”负责人们,就像是招了一群小号的薛荣年,正是这群来来去去的小薛荣年们,组成了国信的“人海”模式:每一个团队都出去揽活,谁揽的活谁做,做出来之后就按公司的规矩进行收入分配。

其实,这个“人海”模式,用的就是很多券商都用过的“大包干”制度。至于为何其他券商的“大包干”制度没能特别出名,国信的“人海”模式却出了名。我想,主要是因为那几年国信的收入分配制度比较优秀,而且大部分的投行团队也比较“自由”。

所以,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,会发现“工厂”模式和“人海”模式所用的手段,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高明,无非是在分工协作和单兵作战上,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。但之所以都能在当时有所成就,在于两家公司对于员工在“钱”和“自由”上的管理,都有着相近之处。也正是这种“钱”和“自由”管理上的类似,让两家券商最终走到了同一个历史进程中。

2008年,资本市场“PE腐败”第一案被暴露于世人面前。该案的主角就是在国信证券做了十年投行的李绍武,而其腐败的方式,无非是让家人提前成立一个公司,干起了“直投+保荐”的全套服务。薛荣年用同样套路做的鱼跃医疗,虽然在2008年顺利登陆深交所,多年后也被爆了出来。

只是可惜的是,号称走“大平台”这种高端模式的中信证券,那几年也没少玩“直投+保荐”的套路,无非他是跟中信金石这个机构一起玩而已。

05

从2004年到2014年,投行业务执行“保荐制”的这十年,无疑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中小企业。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背景下,新公司新办法,锁定期完成后就可以减持套现,十年里为“京沪永远涨”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。

不过,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永远都在路上。

2011年10月,建行董事长升任证监会主席,在上任之初发出了惊天一问“IPO不审行不行?”,于是各路神仙开始翻出国外的先进经验回答说:”海外和尚说了不审也行,注册制嘛。”可惜郭董事长在任期间没有推出注册制的条件,他把这一棒成功交给了中行的肖董事长。

2013年,肖董事长掌舵证监会后,开始把推陈出新的“注册制”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目标之一,并成功取得了全国人大的授权,预备于2015年中启动注册制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,赶上了惊天动地的股灾,除了2015年上半年,以放松盈利要求、提高披露质量的“准注册制”胜利逃亡了一批上市幸运儿外,剩下的公司变成了堰塞湖交给了农行刘董事长。

以稳定为核心目标的刘董事长,开始发现中国的IPO,不但要审还要从严审核,于是把在姚刚时代担任过发审委员的郭女士推到审核前台,担任正局级发审委员领衔IPO审核,大刀阔斧地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把堰塞湖消解,功绩彪炳史册,引起市场一片叫好声。

但国内股票市场却与美国、香港的牛市走势截然不同,这就又引发了新的惊天一问:“如何让国内投资者分享新经济增长?”而这一问,就让历史的车轮滚到了“邀请制”的脚下。

以富士康为首的独角兽,不断的被邀请上市,在2018年终如愿。而面临“邀请制”下的僧多粥少、头部券商吃独食的局面,凸显出了国内投行人员的冗余、定价能力的缺失,这让手握CPA、CFA、司法考试合格证的大多数投行从业者,只能在网上刷段子玩儿。

从“审批制”、“通道制”、“保荐制”,到现在的“邀请制”,未来的“注册制”,国内投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里,很多券商都在不断针对自身投行业务的开展,去建立或创新或稳定的业务发展模式。但目前来看,确实还无人能突破中信“大平台”、平安“工厂”和国信“人海”这三大模式的范围,就像这三大模式究竟是好是坏,最终还是由投行开闸日与新股暂停夜去决定是一样的道理。

2019年10月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同志被留党察看。幸好,“同志”二字还给他保留了,宽大处理了犯错误的同志。

所以,当我们翻遍投行的历史,终究会发现投行从业人员的黑与白,归根结底还是由投行的日与夜所决定的。但牢记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这句古老东方谚语的我,一直坚信会有那么一天,有位朋友会在我的耳边说:

天亮了。

我只是希望届时那位朋友,护球并不像亨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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